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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中远行的父亲

  • 时间:2020-01-02 15:35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2018年年关将近,我翻到家里一个老旧的柜子,从里面掉出来一些老旧的信笺。由于年代久远,那些纸张已经薄脆泛黄,有些许的霉味。信笺上是用毛笔写着的一些陌生的地名:青山村、塘渡口镇、邵阳县、湖南湘西侗族自治县中央二百一十四号水利工程。我的视线扫过那些泛黄的信笺,薄薄的几页纸张如同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阵阵涟漪荡漾开来。

  这些地点是父亲一生的足迹,信笺上墨迹黯淡的词句勾勒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讲述了一个男孩以湖南邵阳县塘渡口镇青山村为起点,最终以新疆伊宁市为终点,总长度达到四千二百一十多公里的人生行程。

  在这数千公里的行程中,父亲从一个四岁的孩童变成了七十七岁的老人。曾经的波澜壮阔,曾经的意气风发,曾经的不甘就范,已经遥遥远去。

  泛黄的信笺拉扯着我走向父亲的过往,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我看了看墙上的钟表:18点15分,这个时间他应该在侄女晨晨的幼儿园门口,我搭车赶了过去。

  出租车停下的那一刻,我捏着一叠信笺,朝着父亲走去。夕阳西下,皑皑白雪之中,精瘦的父亲挺着微微弯曲的背立在光秃秃的树下,侄女晨晨鸟一样的扑进了他亲的怀里,父亲猛地后退了一步,撞到了树上,落在树上的雪纷纷扬扬的落了祖孙俩一身。

  走在皑皑白雪之中,夕阳给父亲涂上了一层金边,我久久地凝视着那略微弯曲背影,脑海里和他交谈的往事排山倒海而来。父亲的面孔开始在脑海中依次切换。

  2018年里他是新疆伊宁市城区里一位古稀之年的白发老人,主要的工作是接送弟弟的孩子上学放学,他总是在笑;1995年他是新疆新源县承包土地面积超过千亩的种田大户,永远在低头劳作,他一直在流汗;1979年他是独自从故乡出逃的悲伤青年,永远在行走奔跑,他一直在思考;1960年他是愤世嫉俗的无奈少年,不停的挨饿和孤独,他一直在迷茫;1950年他是一个四岁的孩子,正是在那一年他的父亲被一群人急匆匆恶狠狠的带出了他一直生活和玩耍的小山村,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父亲消失的那一天是1950年12月4日,随之而来的是父亲面目全非的童年生活。

  年幼的父亲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父亲的归来,只是在几天之后就匆忙的参加了自己父亲的葬礼。

  那天坟地里起着白白的草头霜,他们母子四人起坟却不敢立碑,因为治保主任的判决清清楚楚地摔在坟头上:叛徒,枪决。

  多年后父亲说起那段往事的时候,眼睛是红色,手总是不由自主地摸着满是胡茬的下巴,声音很轻很轻:“那一天很冷,像是要下雪的样子,飞得到处都是寒气,你奶奶回去之后躺了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就喝了几口水。”

  我从大伯那里知道爷爷1937年就参加了地下党,1937年7月在吕一平的介绍下正式入党,家中一度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家里的田地一天天的少了下去,可是爷爷奔波的身影总是来去匆匆。然而这些装满了激情的脚步却将爷爷一步步引向了绝地。

  年幼的父亲在孤独中度过了少年,饥饿中他跟着哥哥学会了写毛笔字,接替哥哥在批斗会后的帮小脚母亲写认罪书的工作。他每次写好认罪书之后,会按照青山村治保主任吕和生的要求把那些他还不太理解的文章一张张贴在村公社的黑板上。

  父亲很瘦小,而黑板又高又冰凉,他踩着凳子惦着脚,长满了冻疮的手哆哆嗦嗦地往黑板上刷着糨糊,风掀起了父亲补满补丁的棉袄,不知道谁推了他一下,父亲摔了下来,来来往往的村里人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哭声,没有看到他红肿的额头,只是从他身旁匆匆而过。

  在父亲已经写下四百多张认罪书之后,他走在路上,还是会有人在父亲经过时大声的说“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批斗会的结束时父亲只敢最后一个离开,他会艰难的爬上那木质的高台,默默的取下奶奶胸前的牌子,奶奶叮嘱他:“可是不能弄坏了,这板子坏了不好说的。”

  父亲飞快的点点头,母子俩就选条人少的路回家,只为了躲避那些从暗处射出来的石头。

  父亲的邻居们都开始上学了,父亲却剃着光头割猪草,看着别的孩子走进学校,消失在那扇厚重的铁门之中。

  孤独是父亲生活里的家常便饭,走在路上的白眼,田间地头看见他就停下来的谈话,背地里的绰号,父亲早就习以为常了。他站在批斗台下脸永远是向着地面的,他知道一个叛徒的孩子始终无法在人群中踏踏实实的站着,他要时刻的提防着从暗处伸出的绊脚石和砖头,随时准备着反击。

  1956年春天大伯带着父亲来到了学校,他人生的第一堂课,就是四年级下册的第一篇课文。老师周顺生站在上面,要求父亲把垂着的脑袋抬起来,父亲倔强的低着头,老师的声音不高不低的响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你从哪里来,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到远方去。”

  父亲在那堂课结束的时候扬起了头,从前字词只是字词,对于父亲而言就是字,用来听说读写,但是在周顺生老师的课堂上字有了高度和深度,老师管这个叫思想。那些思想和从周顺生老师处借来的书打开了父亲的眼界,父亲不再孤独,但是一种绝望和莫名的羞愧却在心里燃烧,作为叛徒的儿子,面对自己遭受的一切,他感到迷茫和痛苦。他曾在雨夜里孤独的立在自己父亲的坟头,也曾苦苦追问大伯自己父亲的死因,可是大人忙碌的世界几乎听不到这个孤单少年的苦痛和呼喊,他们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认罪和批斗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整个村子五百多户的陈年烂谷子的事变成了一层层风干的大字报,在数个春天里生长,夏天里剥落,秋天里发酵,冬天里沉淀,最后变成了少年脸上的伤疤,中年人眼里的尸骨,老人心中的隐痛,热热闹闹生气勃勃的家长里短彻底地退出了邵阳县塘渡口镇青山村人的生活,乡里乡亲变得生分而客气。

  1958年时候,一切批斗陡然间停顿了,饥饿让人无力成为高台下的观众或是高台上的展览品,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计游荡在山野里寻找食物。

  1959年9月因为家庭成分父亲被迫离开了学校。9月13日归家那天,天气阴沉,雨水抽打着父亲破旧的蓑衣,打湿了怀里抱着的几本书,周顺生老师送别的背影在雨幕里单薄的如同一道不清晰的暗影,斜斜的插在学校铁门的缝隙里。

  父亲始终没有回头,赤脚走完了泥泞而冰凉的的山路。雨水和泥土的寒气灌满了父亲的全身,几十里路,父亲走了整整一天。回家之后,父亲喝了一碗姜汤,姜汤辛辣的味道让父亲泪流满面。

  父亲说离别时的大雨下了三天,那三天里父亲就坐在堂屋门口,看着天,只吃了几顿饭。第四天到来的时候,父亲穿上了草鞋,从家里拿出了布袋子,加入到了摘槐树籽的行列。从此他的生活的关键词就是吃饭,寻找食物。

  父亲需要爬树摘下槐树籽,在寒冷的水里抓起鱼儿,到自己家里土改分到的油炸房里不停地车水。

  父亲说离开学校的那些日子,生活对他是一条没有希望的巷子,弯曲又悠长,他拿着把钥匙,面对的却是厚厚的一堵墙。

  1960年春天父亲会偶尔到学校后面的树林子里打猪草,每天一箩筐,镰刀割草的缝隙,父亲可以清晰的听到墙壁后面不够整齐的读书声,老师的咳嗽声。但是那些读书的声音日渐单薄,学校正在慢慢的空旷起来,因为饥饿开始让年老的人躺在床上无法外出,让年少的人为了争抢一块树皮大打出手。

  父亲时常打架,伤疤爬满了他的面颊,后背和胸口。在饥饿的日子里,人们平静的发现,在生存面前,成分根本不是问题,食物才是问题。为了食物不得不进行的抢夺和厮打成为了父亲生活的一部分,粗粝的茧子留在了父亲的双手和脚底板上,厮打的伤口也新新旧旧的叠着。每逢打斗,无论输赢,最后总是会说到家庭成分问题,所以刚开始的拉扯就会变成疯狂的厮打,愤怒或者说仇恨往往让身陷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全身而退。

  父亲每次说到这些的时候总是眼神晦暗,嘴唇翕动,他反复的说:“不是为了东西,就几个萝卜有什么打紧的,但是乡里乡亲的都这样,揪着小辫子,毒得很”。

  那个时候大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从邵阳师范毕业的他已经是靠边站的情况,他白天在劳动,晚上就教父亲这唯一的学生。

  每天晚上父亲家里的老桐油灯会亮很久,大伯会站在家里那个断了腿垫着瓦片的桌子上面教父亲学习,他要背书,要写文章,每每背不出来,奶奶就会打他的手掌。母子三人的影子印在褐色的墙上,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庄重。父亲学的很认真,大伯也教的很努力。

  1960年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邻居家的老人吕秀文因为孩子不在身边,来借了一盆子腌菜,父亲从缸里捞出了一盆子的萝卜给她,她接盆子的手有些发抖。

  第二天早上奶奶让父亲去取腌菜的盆子。父亲推开了他们家的门,吕秀文躺在门板上,没有睁开眼睛,父亲有些慌乱,喊了很久,才从她不再起伏的胸膛上看出人已经死了,她的丈夫就躺在不远的一块门板上,腌萝卜一个也没动。父亲知道他们是在等儿子吕振宇回来,但是这次的等待和无数次的等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儿子依旧没有从遥远的北京回来。奶奶得知消息后,整个人背对着墙站了很久,一双手在脸上抹个不停,末了她轻轻的说:“死了也好,活着受罪啊。”

  村子里的人对于吕秀文和她丈夫的死亡没有什么波动,因为饥饿中离开的往往就是老人和孩子。

  生活举步为艰,父亲没有力气愤世嫉俗却也不能平心静气,日复一日的饥饿里,父亲走完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日子。截止到1963年,青山村一共一千五百多人,有六十多人在饥荒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68年父亲迎来了他25岁的生日,饥饿的日子完全到了尽头,草终于可以长到春末,光秃着树皮的老树旁边也有了新的枝丫,漫山遍野的茶籽树的叶子也绿油油的。父亲生日过去的几天,奶奶总是絮絮叨叨的,父亲虽然厌烦,也老老实实的听着。奶奶让父亲以后有困难了可以找找他父亲入党时候的战友吕一平,也嘱咐父亲要好好照顾自己。那个时候奶奶的身体还好,腰背也都挺挺的。1968农历2月16的早晨,父亲一觉醒来,只听到大伯、二伯的哭叫,那种声音的尖利像金属一样刺痛着父亲的耳膜,父亲推门的时候,看到了地上的麻绳。奶奶死了,是上吊自杀,她身上的那股做饭的炭火味还弥漫在空气里,但是奶奶的两只小脚却向外张着,父亲的心乱了。

  父亲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是个秋日。太阳乱七八糟的烤的人心焦,他的嘴唇都是白的,低垂着眼睛,声音很低:“那些日子,你奶奶不太对劲的,我是家里头最小的,就总是说我的事情,但是我心里头事情也多,没有顾忌到。其实可以想到的,但是我没有发现。”

  父亲的悔意清清楚楚的,喉头滚动着,直视我的目光里沸腾动着让我震动的悲凉,那种悲凉让弟弟儿子的吵闹声变得特别遥远,渐渐地父亲被悲伤裹挟,坐在沙发的那段,身体蜷缩成一个弧形,头抵着膝盖。

  我知道那个日子实在太过沉重,因为从那天开始湖南省邵阳县塘渡口镇青山村对他来说不再是故土,而是冰冷焦黄的伤心地。

  父亲给自己办了一张介绍信,用了新名字,在距离湖南省邵阳县的一百多里的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央二百一十四号水利工程的水库里做了会计。

  父亲每次回忆这段长达两年零六个月的往事时,会不厌其烦地起吃不完的鱼和干净温暖的白米饭,在他的记忆里那装着米饭的瓷碗背后是一张张温和的脸,而闪动在水波之下的鱼儿游动的是有关故土最后的一点温暖。

  父亲的水库生活很寻常,无非是晚饭过后一帮子差不多大的年青人东拉西扯,吃辣子下饭,织网捕鱼做熏鱼,打牌,扯闲篇,驱赶在水库里洗澡的孩子。这些鸡零狗碎填满了他苍白孤寂的生活。

  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盘也打得好,对于需要帮忙的人总是来者不拒,做饭的大师傅会额外给他亲开小灶,热心的大娘甚至给他介绍对象。日子久了,衣服脏了的时候,会有人会帮他洗,忙的时候,会有人给他留一碗干饭,这种踏踏实实的日子给了父亲一个容身之所。他的身体和精神彻底的放松下来,他的心定了下来。

  1971年父亲得到了转正的机会,他连夜赶回湖南邵阳县青山村迁户口开证明。父亲说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因为赶得急衣服都已经湿透了,手里捏着几张纸都有些发潮,但是大队书记吕点彩面对父亲的请求,只有粗暴的训斥,不同意盖章也不允许迁户口,原因只有一个—家庭成分。

  吕点彩说话的样子父亲记得很清楚,父亲说他硬邦邦冷冰冰的,像祖坟地界上放着的界碑一样,散发着一股子阴气。大队书记的意思很清楚,父亲的成分差不该有这样好的去处。

  父亲离开的时候脚步飞快,他害怕村里熟悉的面孔,三五成群的议论。可是他奔到村口的时候停住了。他忍不住回转身朝着家的方向看了又看,家里那颗高大的槐树的树干,光秃秃的直直的戳进他的视线,烈日灼烧之下父亲的眼泪顷刻间涌了出来,爬满了整个面颊。

  泪水中父亲无力的发现,他在离开的两年半里获得的一切,一瞬间就失去了,他就像一个顺着圆圈走路的人,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依旧是那个站在黑板前贴大字报的少年。

  从村子里回来,父亲自己剃了头,水库里熟悉的老老少少围在父亲的门口,在他们关切的目光中他始终绷着一张脸,被子反复捆了几次,都捆的不齐整。

  做饭的大师傅手里拿着水瓢,常来聊天的嫂子抱着自家的娃娃,半大的孩子拉扯的父亲松散的被子,但是他始终保持沉默,最终仓皇的逃离了那些关心的目光。

  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6年的流浪生活。为了一口饭,他顶着烈日在邵阳县附近的砖厂里做砖,一块砖可以挣3厘钱(10厘等于一分钱),后来又在绥宁县朱沙场杳无人烟的林场里和树林子打交道。他在风里雨焦灼的穿梭,在烈日和星夜里倔强的奔走,学会了盖房子,嫁接树木。在放着毛笔、墨水、算盘、雨伞,还有母亲相片的包袱里,多了瓦刀和墨斗,父亲开始显得老相而疲惫。

  父亲说他特别喜欢下雨的日子,湖南的雨天总是缠绵数日,天空灰暗,空气潮湿,但雨水也把父亲留在了居住的屋子里,在青瓦的遮蔽之下,在四面泥墙之中,他得以短暂逃离疲于奔命的生活。他会把手洗的干干净净的,拿起毛笔写点事情或是反复读一读大伯寄给他的信,信中讲述着为爷爷平反准备上诉的事情,还有家里的琐碎之事。这些文字让他在阴霾重重的生活中可以得到片刻的温馨。

  1978年农历5月13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三角塘水电站准备接收父亲,并开具了证明,但是6年前的一幕再次上演,湖南邵阳县青山村用“家庭成分”为由,拒绝给父亲开证明迁户口。

  1979年父亲逃离了生养他折磨他又抛弃他的故土。他走的时候简简单单的,吃饭的碗,写字的毛笔,捆成一扎的家书和信笺,母亲的照片,算盘,墨斗,瓦刀都放进了箱子里,箱子刷着淡绿色的油漆,父亲扛着它站在了火车站里。那一天雨水湍急,雨水覆盖了一切,冰冷的雨水顺着脚下的土地,一点点的爬上父亲的膝盖胸口,潮湿的父亲坐在火车放行李的角落里,始终低着头,甚至没有勇气最后看一眼那块养育他的土地。

  父亲到新疆的时候,是1980年的冬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大雪。银白的世界里父亲穿着褪了色的军服,大雪之下,父亲打了一口地窝子,地窝子坐落在山坡的北面,是一个高4米,宽2米的土坑,父亲甚至还砌了一个土床,用苞米杆子做了厚厚实实的门,从此父亲在距离故乡四千二百一十多公里的新疆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父亲成为了盲流中的一员,他跟在新疆人的后面种麦子盖房子,上山砍树。齐人高的野草地里,野狼独行的林子里他和哈萨克牧民打马上山,跟在羊群的后面从冬牧场迁徙到夏牧场。

  在父亲的眼里巩乃斯草原是一个缓慢的世界,成堆的杏子堆积在杏林里静静的发酵,成群结队的野羊在草原上闲逛,喝着马奶子的牧民缓慢的移动着羊群,连带着野地里的麻雀和野鸽子都无比慵懒,急躁的父不停地劳作,可忙碌的脚步慢了下来,在这块生产队与生产队动不动就隔着上百公里的土地上,巨大的空旷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遥远,家庭成分对于牧民来说和汉族家的对联一样,是个新鲜但不重要的物件。

  父亲说他到邮局取信的那天雪很大,邮局门口堆着半人高的积雪,绿色的铁门开了一半,父亲看着那张薄薄的对折的纸上,盖着的红红的公章,上面极短促的句子,融化了父亲的冰冻的心结。

  父亲捧着信,站在邮局的门口发了半天呆。他想从记忆里搜寻自己父亲的影子,可是寒风中关于故乡的一切不由自主山呼海啸般填满了他的记忆。

  父亲说当时他特别想回青山村看看,去自己母亲父亲的坟上烧点纸钱。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什么也做不了。

  月上中天的时候他独自来到新疆新源县十月农科队唯一的马路西面,在地上画了个圈,西北角留了个缺口,他站在圈外,点燃了圈里面的黄纸。

  深蓝的夜空中闪烁着星海,大地洁白,干瘦的父亲蹲在黄褐色的火光前面,地上的积雪在火光中变黄融化,燃烧后的灰烬和青烟渐渐消散在风里,最后地上只剩下一个黄色的圆,这个圆仿佛一个句号给父亲伤痛画上句点。

  1983年11月2日我在新疆新源县的卫生院出生了,一群湖南女人吵吵闹闹的手把手的教着父亲抱孩子。

  那间刷着绿色墙裙的病房,那张黄白相间的病床,那个母亲安然睡去的夜晚,父亲抱着我坐了整整一夜。

  父亲说我出生的时候,特别瘦小,只有一块砖茶那么大,手像个小鸡爪子,紧紧的攥着他的大拇指,他把调好的红糖水喂到我的嘴巴里,我就用力的咂。

  我一天天长大,父亲不得不缩小他的步子,放慢拼命的节奏,松开绷紧的脸,接纳我的哭闹,等待我的追逐,我成了他的尾巴。

  1985年第二条小尾巴又来到了父亲的生命里,弟弟来的时候有些艰难,母亲因为产后大出血在新源县则克台七十一团医院里住了十几天,医生们给母亲下了病危通知单,父亲整个人都是蜡黄的。

  舅舅肖经迪说那十几天里父亲没洗过脸,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他终日守在母亲的床前,抱着弟弟,不错眼的盯着母亲。年幼的我一次次爬上病床摸母亲的脸,试图叫醒她。父亲先开始责备我,最后就默许了。十几天下来,父亲瘦了一大圈,裤管里空荡荡的撑着两只细腿。

  最后父亲倾其所有让母亲注射了进口的白蛋白,那些神奇的液体将母亲从鬼门关带了回来。

  从此之后父亲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的脚步更慢了,阳光下我们姐弟俩总是一左一右的拉着他的手,围着他打转。我们一天天长大的时候,父亲开始讲起有关故土湖南的事,翠绿的茶山,熟悉的碾坊,老朽的瓦房,大伯和二伯的旧事是故事永远的主角。

  父亲最终把家安在了新疆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十月农科队,他落了户口,分到了八亩三分地,承包了果园,还在马路边盖起五间砖房。母亲在院子里养了鸡、猫、狗,还热热闹闹开了队里的第一家商店。

  有段时间我和弟弟都害怕去院子里捡鸡蛋,因为家里脾气火爆的公鸡总是会对我俩穷追不舍,连家里的狗虎子都只能在它面前哆哆嗦嗦的求饶。但是每当父亲出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只乖巧的公鸡。

  1995年国家的种地补贴政策执行了,父亲在国家的政策下开启了他的包地生涯,他火爆地对待着一千多亩的麦子地,挖着纵横交错的水渠迫使浑浊带着沙砾的水流浸透每一寸土地,麦子绿油油的,随着风上下浮动,波涛一样,父亲扛着铁锹从容来去,家里的狗虎子就蹲在地边的自行车旁吠叫,父亲时不时地回应它几句。

  但是我和弟弟的起起伏伏总是在他的预料之外,上了高中的弟弟甚至一度染上了网瘾,父亲的担子重了些,他常常穿着一件的确良的旧衬衣,骑着自行车到距离家九十多公里的则克台伊钢中学去抓上网的弟弟。父亲和弟弟的争吵不断的在升级,他面红耳赤吼叫,气呼呼的在房子里来回走动,弟弟就低着头一声不吭,电灯在他们的头顶上发着昏黄的光,月光如水的夜晚,父亲的叹息就像一只手在轻轻地拍打墙壁。

  父亲的背开始一点点弯曲,他渐渐学会了和我们的不完美和解。我们的成长磨平了他的脾气,他说话的声音小了,语气也不再十分严厉。

  冬天闲散的时候父亲会在炉子上煨红薯,裂开口的红薯散发着清甜的香气,我们围坐的炉子旁,家里的猫咪一动不动的卧在火墙上。父亲的话匣子会慢慢的打开,有关故乡的陈年旧事就抖落在父亲的唇齿之间,对于故土复杂的情感,总是让我和弟弟对青山村这个地名有着特殊的敏感。我们不曾了解那里,却对那块土地曾经的一草一木无比熟悉,我们知道促使父亲讲述的原因只有四个字,叶落归根。

  2012年父亲从新疆新源县十月农科队搬到了新疆伊宁市,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他给我和弟弟都买了房子,我俩相继结婚,有了孩子,父亲成了爷爷。他不再大声说话,开始耐心的学习使用自动取款机和智能手机,缓慢的追赶着这快速变化的世界。

  2016年的清明节父亲回了一趟青山村,母亲说父亲在光溜溜的青石路上走来走去,在集市上跟人家大声的讨价还价,看到曾经给自己带来伤痛的人,竟然一大把年纪了还在摆地摊,脸上都是怜悯的神色,他走过去同人家打招呼,无视对方惶恐的神色,在地毯上挑拣着中意的物件。

  父亲回来以后,言语里满是骄傲。他告诉我,他是他们那群人中过得最好的,他反复强调所有的“地富反坏右”的后代都过得好。还说曾经在批斗会上打过奶奶的几个人躲到山上去了。父亲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嘴角有抹淡淡的微笑,他说:“时间久了,哪里还记得那么清楚呦,那个时代嘛,过去就过去了。”

  那一刻,坐在父亲的对面,我仿佛看到那个端着一盆腌萝卜的清瘦少年。原来父亲的心一直都是柔软的,他就是这样,因为别人的羞愧,因为别人年老的艰辛,就忘掉了过往的带给自己的伤痛,他就这样和过去和解了。父亲柔和的乡音里,只有对故土绵绵的思念。父亲郑重地告诉我,他百年之后,我们一定要把他送回去,他要葬在祖坟里。

  现在的父亲温和地像团棉花,他七十七岁了,彻底的离开了土地,但他永远都是勤劳的,生怕我们觉得他老了,每日都忙忙碌碌的,还在小区里开辟了一块菜地。

  一个黄昏时节,我像往常一样去看望父亲,站在小区的拐角看到父亲和弟弟的孩子遛弯,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他努力的快步跑着,却始终跟不上孩子的脚步,我站在父亲的身后,发现父亲真的老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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